金沙国际官网:此乃近代中国报业第一次成规模的大论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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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,中国新闻界出现了一种“时评现象”,专家称之为“时评勃兴”。其实回顾中国报业的少年时期,一个有趣的现象是:早期的中国“新闻纸”,更多是一种“评论纸”,并非以“新闻”为重点,而恰恰是以“评论”为主业的。

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、《循环日报》创始人王韬曾坦言:我办报,就是为了“立言”。他立言的渠道,就是评论。新闻史书在评价其历史贡献时,第一点必然提到“他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”。

康、梁的维新运动,也是始于政论报纸,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《万国公报》,甚至于“只有论说一篇,别无纪事”。维新派主将梁启超的政论情结,则更是特色鲜明——大名鼎鼎的维新派机关报《时务报》,梁启超每天要为之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,其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,以至于“举国趋之,如饮狂泉”。据说当时上至京城省会,下至穷乡僻壤,无人不知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大名。

20世纪初,待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,伴其出场的,也是一张张漫天飞舞的政论报纸,其中包括陈少白的《中国日报》、幸士钊的《苏报》等等,均是“排满”、“排康”的激越言论,鼓吹革命,振聋发聩。

而在此期间,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、梁的改良派之间,也发生了持续的论战,其中革命派的《民报》与改良派的《新民丛报》之间的论战最为著名和旷日持久。而论战的主要途径,当然仍是政论文章。其双方作者包括陈天华、汪精卫、胡汉民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等名人,此乃近代中国报业第一次成规模的大论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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